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确立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将绿色发展作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发力，不断深入，取得积极进展，揭开崭新的一页。

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经历了怎样的历程？我们是如何改善空气质量等关键环境问题的？展望未来，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将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迎来哪些新机遇？

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就上述问题，对我国著名生态环境领域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郝吉明进行了专访。

NBD：我国环境保护事业是如何从无到有、不断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有哪些标志性事件？

郝吉明：回顾历史，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一个重要开端，应该是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当时，中国派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1973年，中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确定了环境保护32字工作方针，即“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

1983年，我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这次会议的一个标志性成果是将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这极大地增强了全民的环境意识，并把环境意识升华为国策意识。在这样的背景下，制定各项环境保护政策、健全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强环境保护的科学研究、发展环境保护的高等教育都开始向前推进。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面临着如何正确解决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摆正环境保护的位置很重要。

长期以来，我们单位GDP的能耗比较高，到了本世纪初，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产量在全世界占了很高的比重，煤炭消耗占比也达到全球的50%以上。与此同时，我们的环保产业起步比较晚，科技力量明显不足，生态环境压力也越来越大。

再往后，中国决定再次申办奥运会，如何保障奥运期间的空气质量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因此，我们差不多花了十年的时间研究北京的空气质量保障，大家意识到中国的环境问题决不可能依靠简单的一两项措施得到解决。

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一是推动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污染物减排，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环境优化经济；二是修改中国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并陆续修订各个行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党的十八大站在历史和全局的战略高度，对推进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作了全面部署。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制定了新时代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目标。

2013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第六次集体学习，我就“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作了重点讲解。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标志着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表明了我们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发布，也就是“大气十条”，随后又发布了“水十条”“土十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环境污染成为必须攻克的现实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定位也就更加明确了。

2018年，国务院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大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和用地结构。这是源头治理之策，从过去的“末端治理”为主改为全过程控制，标本兼治，同时提出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减排。

我们过去偏重强调总量减排，现在要以环境质量为核心，带动空气质量改善；过去重视局地性污染，但研究发现对于复合型大气污染控制，必须推动区域联防联控。

抓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和用地结构的调整，我们抓住了关键，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所以环境污染防治成了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推手，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包袱。我们的环境质量也有了较大的改善。

NBD：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事业取得不俗成绩，其中，大气质量明显改善是百姓普遍点赞的关键进展。这些年来，我们是如何打好蓝天保卫战的？在大气治理技术上，我们又取得了哪些突破？

郝吉明：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我们首先解决了酸雨的形成和治理问题。从本质上来说，酸雨的出现是酸性物质的沉降强度超过环境承载能力，导致水体和土壤酸化。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减少酸性物质的排放量，对于中国来说，主要就是减少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考虑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我们还划定了酸雨和二氧化硫控制区，首先在污染最突出的地方解决酸雨污染。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我们基本解决了酸雨污染问题。

第二个方面的进步体现在燃煤发电厂的污染物控制上。电力行业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坚持高效清洁。“高效”体现在发一度电耗多少克标准煤，“清洁”可用发一度电排放多少污染物表征。

国家多次修改燃煤电厂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目前我们的标准已经是国际上最严格的标准。从“七五”开始，国家就把燃煤电厂的污染物控制技术研究列入科研计划，做到了技术先行和技术引领。同时，还出台相应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对达到超低排放的电厂给额外补助，这样一来，企业的积极性就上来了。

有技术支撑，有政策引导，我们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效清洁燃煤发电体系，解决了对电力的需求，也基本解决了由此引起的环境污染。

第三个巨大进展就是机动车污染控制。我从1993年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因为意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汽车进入家庭是早晚的事，要早做准备。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北京市主要走“旧车改造”路线。实践表明效果并不好。最经济可行的方法还是要加严新车的排放标准。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现在的排放标准已经从“国一”发展到了“国六”。同时，油品质量也实现了与国际接轨，建立了与之相匹配的交通管理体系，做到“车、油、路”一体化控制。现在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和消费国，机动车导致的环境污染控制也取得较大进展。

第四方面进展就是我国的产业正在朝着环境友好型转变。煤炭清洁高效燃烧、钢铁多污染物超低排放控制等多项关键技术推广应用，促进了空气质量改善。继燃煤电厂实现超低排放之后，随着钢铁、建材、有色冶金和石油化工等行业逐步实现超低排放，我们的环境质量会越来越好。

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的主要支撑，所以解决环境问题不能主要依靠压缩实体经济规模的方式实现，重点在于实体经济需要实现环境友好，通过对主要行业的升级改造，用高质量发展的方法来保证产能。

NBD：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我国的生态环境未来将在哪些方面着重发力？如何把降能降耗和生态环境保护更好地结合起来？

郝吉明：“十四五”时期，我们提出以碳为核心，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抓住了当前生态环境领域的核心问题。通过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不仅可以促进美丽中国目标的实现，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也会彰显我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相对来说，碳达峰是第一步，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但关键是什么时候达峰，“峰”又有多高？如果达峰时间拖得很晚，这个“峰”又很高，会给后面的碳中和增加很多压力，所以我们应该尽早达峰。同时，这个“峰”应该是一个相对低的“峰”。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总体布局。我们只要把碳的问题抓住了，环境质量的改善特别是大气环境的改善就有了根本性保障。

NBD：今后一段时间，哪些技术的推广运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实现“双碳”目标？

郝吉明：我认为，首先还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强化节能措施。中国单位GDP能耗目前还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我们能够提高能效，把单位GDP能耗降到世界平均水平，就能节约6~8吨煤，可见减排二氧化碳潜力之大。

同时，我们还要让未来十年成为清洁能源大规模发展的十年。我们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关键还是要靠清洁能源。国际能源署最近发布的报告指出，未来10年太阳能和风能要迅速扩张：2030年之前，太阳能光伏每年新增装机630吉瓦，风电每年新增装机390吉瓦，增速达到2020年纪录水平的4倍。交通运输方面，电动汽车的销量也要大幅度提高，到2030年，电动车在全球汽车销售中的占比将由目前的5%提高到60%以上。

到2030年后，我们要大力推动建筑节能改造、交通运输节能改造、工业节能改造。同时，也要给绿色氢能创造机会，把可再生能源转换为氢能，解决风光发电的储存。随着光伏发电等技术效率的提高，光转化为氢能的效率也会更高。

当然，未来还会有一定比例的化石能源，这就需要发展碳捕集技术，目前这个技术的成本比较高，还要解决碳储存的稳定性问题。但现在我们必须有所准备，使其成为实现碳中和的最后一个“杀手锏”。